生命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在经历或见闻一些生老病死后，难免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落在了“人生本没有任何意义，但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上。

假设人生有意义，那么‌鸟兽虫鱼等其他生命的意义也应与之相通。但我们稍微观察就会发现，生命对于“人所说的意义”并不在乎，它只是进行着生存、繁衍、死亡的无尽循环。

在城市中，人可能对其他生命感知少一些；但在乡村，人只要出门就会踩死蚂蚁、蟋蟀，会看到淹死在水里的蜜蜂、飞蛾。人很少顾及其他物种的生命，更是把众多动物搬上了餐桌。猪鸡牛羊鱼在被人批量养殖、屠杀中，依然努力生存。

似乎生命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的生存和繁衍。生命中的美、智慧、秩序、意义在生存面前，就像转瞬即逝的花火。拥抱现实，活在当下，观察体悟生命运行，然后好好活着，这也许是应有的态度。让意义的虚无见鬼去吧。

总之，文章以生命的意义做引子，却只是要写写对现实生命运行的一些观察，主要是人类社会方面的。

里探论生命运行和人类社会

先上大论。

世界是丰富的，生命是多彩的。

为便于理解生命的运行，我们只选一个角度去假设、推演、观察和证实。它就是生存。

一、论生命的生存：生命的目的在于生存和繁衍。

生命总是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

生命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生命的单位有个体、集体及整个种群。

个体、集体和种群都在寻求生存优势最大化。

个体、集体和种群对生存优势进行着永恒博弈。

二、论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目的在于生存和繁衍。

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针对生存优势的权力博弈，就是政治。

集体包括家庭、企业、政府、慈善机构、宗教组织等所有组织形式。

所有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在生存优势上的共赢，是政治的理想状态。

现实中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针对生存优势的权力博弈，有时很残酷。

个体、企业、政府等一切社会关系的运作，都可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来解读。

重新解读政治

（注：以下，纯粹理性思考，无任何借古讽今、借外讽内的意思。目前，对现行政治评论无任何兴趣，人微言轻也无任何点作用。希望微信就不要搞什么违规无法查看，内容是正经的，符合正经人价值观的。）

政治是复杂的。但我们以“每个人、每个集体和人类整体都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也会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这个角度，可以简化清晰地解读政治的运作。我们假设，在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领导层、人民都追求各自生存优势最大化。

现实中，不同政体的国家内部运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世界战争、全球慈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否可以用这个假设来解释？在“生命都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这个假设之下，是否可以找到所有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在追求生存优势上的共赢方式？这些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三本书：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两位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笔下的《独裁者手册》。我觉得，这三本书的立论基础和我关于“生命都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生命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的假设类似。借着已有的书来往下写，估计要省事的多。

帝制

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以【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的视角，揭露了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冠冕堂皇之下真实残酷的运行规则。

古代皇帝，名义上是“受命于天”，是“应天顺时”、“奉天承运”的上天代理人，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名义上，皇帝做的事是“替天行道”、“敬天爱民”、“治理天下”、“教化万民”。名义上、书面上，王法是要除奸惩恶、确保万民各安其分、安居乐业，实现天下大同。

在儒家孟子的话语体系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汉高祖刘邦认同谋士郦食其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自己宣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是不是听起来，皇帝是人民的代理人，官僚听命于皇帝服务于人民，皇帝、官僚、人民相亲相爱一家人。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上面的论述是骗傻子的。吴思也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中告诉我们，清醒点，不要只听到表面满嘴的仁义道德，还要看到可能藏在背后的男盗女娼。我们试着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运行，看是否更符合现实。

皇帝，登基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上位，登基后尽最大努力保住皇位，并尽最大可能攫取生存资源来享受人生和建功立业。皇帝在位时，当然是自己控制的钱越多越好，用钱能换来文官武将的顺服，唯一的底线就是人民不造反。什么整肃吏治、赈灾放粥、兴修水利、科举选拔，只是为了巩固权力和怕人民造反。

皇帝在名义上是上天、是民的代理人，其实只是尽最大可能维护自身权力。而作为听命于皇帝，直接参与管理人民的官僚集团，也要追求自身生存优势的最大化。民对皇帝的最大制约是，活不成了造反，是命的代价；民对官的最大制约是上诉告御状，是财甚至命的代价。但皇帝、官对民却有着成本极小的合法伤害权。

所以，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都有一个规律：从王朝建立开始，税收明目越收越多，税收金额越来越重，直到人民活不下去造反王朝灭亡。中国历史周期律（即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人民缺乏对皇帝和官僚的权力的有效制约。

我们不否认，如果皇帝是才德兼备、替天行道、至善至美的圣人，官员也是真君子，那皇帝制度的运行结果应该还不错。但现实中，皇帝和官员都是追求自身生存优势最大化的正常人，只要不被规则强制约束，那他们就会向着不断侵害人民的方向推进，直到人民放弃生产。

总逃不过被人民起义推翻灭亡结局的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似乎有着致命缺陷。

服务型政府

所有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在生存优势上的共赢，是人类政治的理想状态。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是人民和政府在生产和服务上合作共赢。至于所有国家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事，目前我没啥认知，先放过。

在“生命总是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的角度，一个理想的国家政体中：作为生产方的人民能被调动起最大的生产积极性，作为服务方的政府有意愿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每个人都能分配到足够的生存资源和生产资源，国家整体的生产总值不断提升。人民和政府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增效、互利共赢。

人类历史上诞生于1776年《独立宣言》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理想的国家政体。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独立宣言》

我们看到，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公民普遍的共同利益和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从而调动起人民最大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对政府的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正当的限制和监督，以确保政府服务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目标得以实现。当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

自古以来，政府总是依靠暴力处于强势地位，若无约束，在“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之下，必然对人民的侵害越来愈深。所以，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体制中，人民对政府的约束规则和约束得以实现的政权架构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发现一个社会中，生产者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那“公共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名义上的空话，社会实际运行在暴力不断侵害生产的潜规则之下。

政府领导人

在当今世界，皇权至上皇帝一人独裁 和 理想中的服务型政府似乎都不存在，各个国家政权都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平衡态，区别在于领导人获取权力和维持权力所需要的联盟人数，而这有很大可变空间。

所谓共和民主制中，领导人要依靠很庞大的群体才能获取权力和维持权力，比如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当选总统。军政府中，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由军队所拥有，军政府领导人只依靠军队中少数人就能获取权力。君主专制中，只要王朝没被人们推翻，名义上或事实上的政体权力，就来自世袭，且为终身任期。人民代表党代表制度中，获取权力所需的实际代表人数决定其性质，实际代表人数众多那就是民主，实际代表人数很少可能就被称为独裁。

这里我们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独自掌控国家。金钱代表生存资源的分配权，权力代表对群体生存权管理和影响的能力。一个独裁者，也要拥有足够金钱 和 获得暴力集团支持，才能获取权力并维持权力。

在《独裁者手册》一书中，作者将领导人在获取和维持权力过程中的人群分为三部分：名义上的选择人集团、有影响的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致胜联盟。

首先我们依然假设领导人“总是追求自身生存优势最大化，总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也就是说，领导人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获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必须依赖群体庞大的致胜联盟才能获取和维持权力的领导人，自然要以有效的公共政策来收买民心。只需依赖数量极少的致胜联盟就能获取和维持权力的领导人，自然倾向于用私人回报或默认腐败的方式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而不管人民死活（圣人除外）。

我们可以下一个假设性的论断。对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致胜联盟，如果人群数量足够庞大，那领导人就会优先制定并实施对全民有利的公共政策；如果人群数量很小，领导人就会优先维护少数致胜联盟成员利益，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纳税人）的利益。

所以，对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致胜联盟的成员数量足够大，就算是服务型政权中人民对政府的一个有效约束规则。

政府各项政策解读

以下，我们借用《独裁者手册》中的概念，将政权分为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和大型致胜联盟政权，来理解各个国家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

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关于“未来三年，中国政府愿为非洲提供包括信贷、援助和投资在内的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的外援政策，在网上引起一定舆论反响。一些人认为国内经济不太好，还给非洲穷兄弟大撒币的行为难以理解，我觉得这是对外援的认知太肤浅了。

民众

无论在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还是在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领导人都追求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和维护权力，而最害怕的是得罪致胜联盟成员而失去权力。

在大型致胜联盟政权中，领导人倾向于给公众提供公共福利来收买人心。公众渴望自由、健康、富裕、快乐、幸福，于是领导人就努力提供自由、医疗、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福利。于是人民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

在古代中国流传着驭民五术：‌壹民(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并宣称来自先秦战国时期法家大家商鞅的《商君书》。在小型致胜联盟政权中，让人民无知、孤立、肮脏、虚弱、疲于奔命、无自尊自信、贫困、粗野、短寿，也就不太可能造反。

在依赖税收的独裁国家，民众可能会得到最基本的教育、医疗服务，独裁者会让民众有基本的健康和知识得以工作，但也仅止于此。在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或依赖外援的独裁国家，短期内独裁者甚至可以不关注民众的死活，只要有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源能维持权力就行。

所以，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的民众，更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变得更健康，更富裕，更有文化，更快乐自由；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的民众，就更可能承受孤立、贫困、疾病、愚昧。

夺权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领导人要上位，需要大量支持者，所以必须承诺提供更好、更受欢迎的公共政策。在民主国家，领导人权力的竞争，基本是智力上的，而非肉体上的（也有极少情况下会出现刺杀行动）。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时常发生监禁或杀掉对手的情况。

贪腐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也存在贪腐，更多以修改公共政策、利用规则漏洞、培养家族成员等形式展示，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性。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财政收支多数是不透明的，因为领导人只要能收买极少数人的忠诚就能获取并维护权力，致胜联盟成员的贪污腐败甚至有时是被默认运行的。

贪腐是小联盟领导人的好帮手，实际上，为党羽们提供贪污、贿赂机会和其他私人好处，有助于领导人维持权位。

经济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的领导人，有愿意提供有助于经济活动的环境，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调动起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既能在生产活动中的得到更多税收，也能赢得民众支持。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领导人如果依赖税收（或人民生产）来获得收入，就有一定意愿为民众提供基本保障和基本权利，来确保生产活动的有效进行；领导人如果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只有领导人和致胜联盟能享受到卖资源的暴利，民众可能很贫困。

尼日利亚，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但对人民毫无助益。从1970年到2000年，尼日利亚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在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的人均年收入从1970年的1113美元降至2000年的1084美元，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贫困问题持续恶化。

税收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但政府税收的用途受到一定限制，只能用来提供民众自行负担不起、能带来更多公共福利的服务。所以税率往往维持在民众能接受的程度。当税率提高时，政府必须给予更好的福利待遇与之匹配。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

独裁者的小联盟成员也讨厌纳税，但他们很乐意支持高税率，只要这些税能汇集成巨额财富返回到他们身上。突然想到电影《让子弹飞》的一段对白：“得先让豪绅出钱，带着百姓捐钱。豪绅捐了，百姓才跟着捐。钱到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在致胜联盟很小的政权中，劫贫济富怕是常态。

自由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政府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的话。人民必须拥有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才能更有效地生产。除了自由有利于生产之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权力受制于民众，民众喜欢自由，那领导人为了权力也有意愿给民众自由。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如果领导人依赖税收（或人民生产）来获得收入，那也会采用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政策。但只要有可能，领导人很乐意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因为自由使得竞争对手组织起来推翻他们变得容易。

新加坡通过仁慈的专制为其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尽管缺乏其他人觉得宝贵的诸多自由。但圣人不常有，而规则更持久。

教育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民众在生产技能、文化修养、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求，都要求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民主国家，也普遍存在名牌大学给予政府领导层家庭孩子一定特权的现象。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人民在教育上达到能识字、能生产的水平就行；而要把自己的孩子（可能的权力继承人）送到国外，接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

医疗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倾向于提供基本免费医疗服务，来收买民心。基础医疗之外，各类罕见疾病、婴儿和儿童等群体的医疗问题，也必然成为领导人们争取民众支持的战场。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提供基本医疗的动机与提供基本教育类似。领导人希望生产大军能有基本健康去从事生产活动。至于罕见疾病患者和婴儿，对独裁者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用。领导人更倾向于把钱用在那些现在有助于维持权力的人身上，而不是现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婴儿和儿童身上。

基础设施

类似公路、铁路、电网等具有公共福利属性的基础设施，在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必然是领导人要提供的。而且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尊重私人财产权，也是民主领导人所必须要表现的。

许多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交通太良好可能会产生新的地区权力中心，这将削弱独裁者的统治。只有独裁者私用时，他才更有意愿修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文化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倾向于提供开放多元的文化。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倾向于提供保守单一的文化。

外援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在为了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往往愿意给其他国家施以外援。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领导人几乎总是想多借债、多获得援助。援助更多流向致胜联盟成员，而非民众。债务由国内每个人来承担，但好处却大大流向了联盟成员。而债务减免可以缓解独裁国家财政压力，使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历史记录表明，援助在拯救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尽管援助为缓解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源，它却为一些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提供了避免改革的轻松出路。援助帮助独裁者巩固权力和钳制自由。

自然灾害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政府有动力采取有力政策保护公众免受自然灾难的伤害。如果领导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就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常常夸大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灾资金。资金到位就常会被挪进致胜联盟成员们的私人账户，而不是被用于灾后重建。

战争

民主（大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倾向于只进行必胜的战争，而且投入战争后，领导人会尽最大可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会发现，民主国家往往喜欢对小国家发动战争，而面对大国采取冷战。

独裁（小型致胜联盟政权）国家，在战争上，领导人不在乎民众利益，不在乎全面胜利，只要对致胜联盟成员有利就行。

民主国家的优势

当政府依靠数量庞大的人群，才能获取和维持权力时，政府必须提供有价值的公共服务来收买人心。比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预防灾害、灾后重建等。

为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够很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自由。自由包含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人身自由等。

我们对”政府领导人总是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的假设，似乎更符合现实。那么一个好的规则，就应该是政府领导人必须为民众提供有效公共服务、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才能获取和维持权力。而权力必须真正由人民赋予，才能使这一规则得以实现。

至于，等人民富裕了、有文化了、认知高了、政治觉悟高了才能给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言论，就像”必须等老虎在小笼子里生出了野性，才能野外放生“一样可笑。

本不想谈中国，既然写到这里了，说两句。现代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很多方面的政策及成效，让人觉得它像是要成为一个超级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但似乎它承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厚重，不敢轻易放飞自我，依然“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写在后面

在早上，写下“生命的目的在于生存和繁衍；生命总是追求生存优势最大化；生命朝着生存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时，我有醍醐灌顶、悟了道的感觉。在想到“所有个人、集体和人类种群在生存优势上的共赢”是一种可行方式时，我觉得人类政治有希望啊。

但，半夜写到后面时，突然感到索然无味，就草草结尾。对于生命，生存之外必须有点其他东西才行，类似爱情、激情、美、信仰、快乐、有趣、智慧、秩序、充满想象力的东西。基于生存，而探讨的政治，也好无趣啊。面对“唯有生存”，大慈大悲、全能上帝、希腊诸神、尼采超人这些词汇这时都显得有些可爱。

——里探 2024/9/17